01-16 新浪家居频道
今年秋天，建筑师孙大勇在日本滋贺县拜访了一个特别的朋友，木桶匠人中川周士。过去三年里，他们合作设计了一套木质茶具。
中川周士所生活的滋贺县，位于日本东京和京都之间的本州岛，是一个拥有淡水湖、四周被山野环抱的地方。群山秀丽以外，滋贺县亦是日本文明开化的象征之地。拥有数座历史庙宇，以及定期举办的大型节日和祭典，贝聿铭设计的美秀博物馆也坐落于此。
在滋贺县，美秀博物馆 (Miho Museum)由小山美秀子创办，设计者贝聿铭对此的理念是：创造一个地上的天堂。图为通向美秀博物馆的一条隧道。 / 图源孙大勇
在滋贺拜访间，孙大勇得以在这里小住，拥有了一段悠然漫长的时间：每天的日常是睡到自然醒，固定的日程是去中川的工作室研究木工，有时去枇杷湖旁发呆，有时去美术馆小憩。今年过40岁的孙大勇，也因这趟旅程，发觉自己对“安静”愈发的喜爱了。
因一套茶具、一个匠人和一个地方，孙大勇与日本这个原本陌生的国度，产生了一场潜移默化，又千丝万缕的交集。
01：两个人
孙大勇来自吉林，80后，是一个“造房子的人”。2013年，孙大勇创立了Penda China槃达建筑，在全国范围内，曾完成过众多不同类型和尺度的项目。2023年，在通过槃达对中国城市深入解读的10年后，他将视野放在了海域以外，探访了这个之于当今中国熟悉又陌生的国度——日本。
中川周士来自日本滋贺，60后，是一个“做木桶的人”。中川周士出生于木工世家，是第三代传人，其父中川清司被誉为「人间国宝」。从童年时期，中川周士便开始亲近木作。2003年，他在滋贺县创建了自己的工房「中川木工艺比良工房」。
孙大勇认为“少即是爱”（less is love），造房子是他“爱这个世界的方式”。这种理念始发于他的童年，在乡村长大的经历，使其对材料和环境萌发几乎本能的感知。农耕文化是孙大勇的底色，因此在设计过程中，他更追求确定性，也因此，当他第一次来到日本，在这里的任意空间尺度都感受到舒适而安定时，第一眼便感到吸引。
中川周士靠近这个世界的方式，与孙大勇的“爱”亦不谋而合。其所制作的木桶，更加重视时间感与功能性：如果说一棵树的寿命是100年，那么他希望这个木桶陪伴人的时间，也可以是这棵树生长的时间。中川的木桶没有繁复的样式，却有对应的特定工具与方法，细致对待上面的每一个轮廓、每一个弧度。
造房子的人和做木桶的人，从2021年开始，合作了一套茶具。起因是三年前孙大勇在日本化妆品公司pola总部进行了一次讲座，关于中国的传统美学。这场演讲引发pola对“中日文化关系”的思考，邀请孙大勇参与其意在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艺术项目，这个项目中，来自中国的年轻设计者将与日本传统匠人将共同合作，设计并制作手工器物。
孙大勇解读这次合作是一场“ 追根溯源”：中日文化交流渊源由来已久，在历史的发展中，许多中国的美学理念与实践影响了日本文化，并在当地得以保留传承 。
在中日文化交流所涉及的众多媒介中，“茶”是突出而显要的——从7世纪开始，日本僧人就将中国的茶道艺术带回了国内。到了唐代，当时流行的砖茶经由水路传入日本。在古代中国，人们常将茶叶磨制成茶粉引入小茶碗中，这种做法于13世纪初在日本流行起来，其衍生出的“抹茶”，至今仍然被运用于当地正式的茶道。
最终，孙大勇与中川周士决定合作做一套茶具。
02：一套茶具
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茶具是由木头做成的。这个事实似乎颠覆了既往经验：人们所用的茶具，多是玻璃、陶瓷、紫砂等材料，鲜少见到木材。
事实上，木质茶具的制作的确存在许多难点，对设计师来说，其中最具挑战的在于“味道”——茶本身有自己的香气，而不同于玻璃这类材料，木头本身也有自己的味道，而当二者混合的时候，会不会互相干扰？
设计伊始，孙大勇便有了这个忧虑，并向中川周士表达。“过去，我曾做过许多威士忌酒桶，橡木桶的味道逐渐融入，成为酒味道的一部分。”这番话令孙大勇眼前一亮：如果橡木的味道能够为威士忌增香，那么茶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借鉴呢？这样的话，人们就可以品尝到木料和容器融合之后产生的独特味道了。
在探访中川周士的工作室时，其制作木桶时使用的缩形形态的影响，也打开了孙大勇对传统工艺的想象。当一天用晚饭拿起碗时，他瞬间来了灵感：任何容器，当放的位置和角度不同的时候，会发现不同的呈现。
至此，经过思维和视角的转变，“味道的融合”便从一种干扰，变成了一种创造。后来，二人大胆地继续了推进的工作。虽因疫情影响，他们多只能通过互联网交流，但孙大勇和中川也有一次难得的“见面”——中川曾从日本给孙大勇寄过来了四五种不同的木料，孙大勇据此选择不同的茶进行搭配，感受在不同木材气味下，茶所呈现的口感差别。
“一花一世界”是孙大勇对茶具设计的主题理念。这个源于佛教典故的思想，亦呼应着日本的一个重要审美意识——微，即“细微处有神灵”。微对日本文化的影响，另其更加重视从细微的地方着眼，从细节看整体。
日本有一个词语叫“一期一会”，意味着：现在能够与这个人交流的瞬间，不会再重来，所以要更加珍惜眼前的时间、地方和人。
端起茶杯，翻转倏然间，茶杯正反两面呈现出两种形态：一面是樱花，一面是莲花。通过改变花瓣的朝向，使莲花、樱花发生变化。这既属于“违和感设计”，也体现了文化在不同视角下的共享。
后来，当孙大勇在和日本策展人渡边有史分享这个想法时，被对方盛赞，“太妙了，自己作为设计师，甚至有点‘嫉妒’这个作品。”
随着茶汤注入木器，当人们拿起再放下茶杯后，还能发现：木杯底部在桌面留下了花瓣状的水痕，而随着时间，水痕会逐渐消失掉，像花一样，转瞬即逝。
这个发现令孙大勇和中川周士都感到欣喜，指向着一个重要的美学理念，“物哀”。物哀美学是日本文化中非常深层的一个取向，共通着“微”的智慧。这种理念认为，所有的美都是转瞬即逝的，因此只有当人们真正活在当下、享受这个世界时，才能得到美最有价值的生命力。
03：一个地方
入冬后，东京天黑得早，不到5点，城市便已经做好了入夜的准备。与此同时，第一批下班的人已经走在路上，附近学校的放学铃也弥散在了耳旁。
在银座，和孙大勇约在茑屋书店里见面。才结束了一场观展后赶来的他，看起来已经搞定了这里复杂的电车系统。每次来东京，孙大勇都会来茑屋选上一大箱书，虽然上一批买的还没有寄送到家，但这次又被其他的吸引住了。
对孙大勇来说，每到一座新的城市，除了在当地书店读书买书，散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事。在散步里，得以肆意丈量城市的路径。他记路很仔细，走过一两遍的地方，几乎可以就不用导航了。“这是不是建筑师的本能？”他向我笑笑，“其实只需要放下手机，用心感受一个地方就能做到。”
在孙大勇看来，东京的“空间”很值得玩味：复杂、精巧，整座城市就像一件缜密的仪器，即便在最热闹的时刻走上街头，也不会有拥挤的感觉。在这里，似乎每个人的空间都能得到安置，至此，城市成为了之于个人安全而私密的集合体。
难怪东京成为许多设计师们心仪的目的地：在大尺度上，城市的组织延续着传统“村落”的智慧，聚集又分离，紧凑却不显局促；而城市里面的每一处细节，从建筑为人留下的私密性考量，到房子里桌椅的转角、色彩搭配、灯光的色彩……处处体现着适宜与关怀。
隈研吾认为，所谓“自然”，实则是人在环境中寻找到的一种“关联性”。这种观念萌生于日本文化对“身体性”的关注。日本建筑师黑川雅之曾深度探究过“日本审美意识”，认为所谓“美”，是让人的心情和身体感受到舒服的某种存在，比如舒适和惬意，几乎是人类都拥有的。因此理解日本的审美，首先需要理解人的身体和感受。
在日本探访中，孙大勇愈加发觉，在当地设计中体验到的“美”，以及对“身体”的发现，对如今愈发匆忙疲惫的现代人来说，有着重要的启发。“体验到一座城市被很好组织、设计和呈现出来时，是很动人的。”建筑师在城市的体验，逐渐内化成身心的一部分，成为自然，成为切身的“关联”。
步入中年后，孙大勇发现自己对直觉、情感更加信赖，而不再是一味追求理性和效率。对如今的他来说，虽然“造房子”是为了追求一种确定性，但是在生活中，实现这种确定性的方式，反倒是通过“抱着无限的可能性打开自己。”他认为，当把自己的感官打开，去接纳各种可能性的时候，才能在某一刻，发现一种最匹配的“适度”。
在滋贺县，当与中川周士一起劳作、听匠人娓娓道来一棵树的生命时，某种程度上，孙大勇找到了这种向往已久的“适度”。
“为什么是日本？”除了应艺术项目的邀约，除了我们已经能够自由在世界穿梭与飞行……我好奇，之于孙大勇的日本，是否还有别的“缘由”——而这个问题背后，还指向另一个，或许是更本质而普遍的——人们为什么要去“远方”？
1991年，在日本考察滋贺县的原始森林后，贝聿铭的目光落在了一个没有公路抵达的山头。见一段山谷时，他不禁叹声，“这里就是桃花源。”后来，在这片森林里，贝聿铭给日本留下了“美秀美术馆”，这亦是建筑师在远方为自己寻觅到的一片“桃花源”。
30年多后的今天，孙大勇也来到滋贺县，并一路向东，从匠人的工房走到东京繁华的街头。而越是行走，这趟旅程对他的意义，越不是寻求新奇，反而，是寻找一种失落已久的“联系”：既是对文化与共同性的追根随缘，也是细微处，人与自然和身体的关联。
